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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對特區政府管治的不滿聲音愈來愈大，以前罕見的示威遊行，現在幾乎每周出現。羅家聰這次在一名經人專欄中詳細討論了箇中因由，並提出改善建議。詳情請看B15頁。
1月31日，周二。話都無咁快，年曆第一個月又翻完，本文見報日，財爺將宣讀新年度預算案。連日來，兩位行政長官參選人就扶貧問題隔空對罵，梁振英批評身為扶貧委員會主席的唐英年表現不力，不願執行大多數委員贊成下來的建議。唐不甘示弱，第一時間反擊，指梁出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多年，一直未有就扶貧出過謀獻過策，如今突然開腔，無非為了選情不惜分化社會。
雙方陣營拳來腳往好不熱鬧，惟二人皆未能拿出具體對策，得個講字。港府以至特首參選人無時無刻把扶貧二字掛在唇邊，今天就來談談富與貧。
香港社會的問題，到底是三餐不保的人太多，抑或財富／收入過度向某些人傾斜，以至民憤難平怨氣沖天？有一個外國事例，或許有助闡明貧富問題的本質。
貧窮 vs 收入不公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新著《有錢人與窮光蛋》（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中，以第一身經驗就貧窮問題與財富分配不公的微妙分野，提出一針見血的觀察。作者說，世銀為研究工作四出奔走籌募資金，每當打出「貧窮」（poverty）旗號，出資一方從不「托手踭」，經費要多少有多少。然而，研究主題若由「貧窮」變為「收入不公」（income inequality），對方總是即時變臉，伸手要錢難若登天。米蘭諾維奇在書中言道，美國一個舉世知名智庫組織的主事人曾當面告訴他，只要研究命題中有「收入不公」或「財富不公」之類的字眼，世銀別指望從該組織手上取得一分一毫。
在一般人眼中，貧窮問題跟收入不公兩者共通，何以財力雄厚的智囊機構於贊助一事上親疏有別厚此薄彼？仔細一想，箇中道理不難明白。智庫從事的雖是研究工作，惟背後出資的都是有商業目的政治背景的社會菁英；智庫所進行的調研，絕大多數為其捐獻者利益服務。世銀向智庫討錢，對方應允與否，主要取決於相關研究跟智庫或其背後團體的利益是否一致。
扶貧形象工程
向貧窮研究提供資助，機構名字在扶貧報告中出現，關注民間疾苦、出錢出力協助弱勢社群的形象便呼之欲出，以小量金錢而能換取在道德高地上佔一席位，大大的符合成本效益，何樂而不為？
收入不公或許跟貧窮問題存在不可分割的關係，但比單純的貧窮現象複雜得多，富者對扶貧研究慷慨解囊，於資助收入不公研究卻一口拒絕，正好反映富人不願世銀或其他機構揭發既得利益階層不為人知的一面，送錢給「多管閒事」的傢伙對可能合法也可能非法得來的財富尋根問柢，與搬石頭砸自己腳何異之有？
世銀在籌募經費上經常遇到的困難，足以回答老畢在文首提出的問題。在香港，三餐不保的赤貧人士雖值得同情，惟佔整體人口比例低之又低，撥出小量資源照顧這些弱勢社群，既不會為具良知者反對，大打「扶貧牌」的政客更不難以此換來掌聲。
收入分配不公卻是截然不同的課題，涉及制度缺失官商勾結寡頭壟斷等成因，政治上高度敏感。本港社會貧者未必愈貧，惟富者肯定愈富，這才是香港面對的深層次矛盾。
「佔領華爾街運動」（Occupy Wall Street movement），在美國以至全球通過不同形式名堂進行，「1％ vs 99％」這個口號，在世界各地早已不脛而走。然而，大家是否知道，在財富金字塔中處身最上層的1％與0.1％之間，「貧富懸殊」也許更加嚴重？左傾分子高舉反貪旗幟，露宿街頭爭取公義，歷來如此。有趣的是，極度保守的茶黨中兩名悍將——佩琳（Sarah Palin，2008年夥拍麥凱恩〔John McCain〕出戰大選落敗）和賴恩（Paul Ryan）——與「佔領華爾街」示威者不謀而合，針對「朋黨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振臂高呼口誅筆伐？由此可見，財富分配不公於反建制街頭鬥士眼中固然無法接受，在最保守最親商，絕無仇富之理的政客看來，同樣為禍深遠。
佩琳、賴恩當然無意為99％普羅大眾發聲，二人關注的是財富金字塔最頂層的「貧富懸殊」；簡而言之，就是1％（百分一）與0.1％（千分一）之間的差別。
大家可能認為右派政客貪得無厭無病呻吟，但不妨放開懷抱，看看美國社會的財富分配狀況對香港是否有借鑑價值。
路透社博客Chrystia Freeland 1月17日發表以〈一個巴仙的戰爭〉（The One Percent War）為題的文章，引用美國政治學家Jeffrey Winters創立的「物質力量指數」（Material Power Index，MPI），衡量「有銀士」（merely rich）與「超級有銀士」（super-rich）的收入差距。按其計算，美國收入最高10％國民的MPI讀數為4，意味這10％人口的平均收入四倍於其餘90％，餘此類推。
富裕階層不「河蟹」
最高1％的MPI讀數為15，而處於金字塔最頂端0.1％的極少數人口，MPI讀數高達124。「超級有銀士」富得令人眼紅不在話下，值得注意的是，0.1％跟1％收入差距之大，遠甚於1％與10％的收入距離。Winters的結論是，在美國社會，富裕人士與「財閥」（plutocrats）的分別，大可以此為界線。美國「超級有銀士」入場門檻多高？答案是年入400萬美元；以2007年數字為準，全美有資格晉身這個「0.1％俱樂部」的富豪，總數約十五萬。
林行止先生早前在其專欄中指出，近年本港的物業狂潮和幾乎所有政策（尤其稅制），都向富裕階級和草根傾斜，結果是上層及下層皆受到無微不至的「照顧」，中產利益卻乏人聞問。從美國的例子來看，社會上最富有1％與0.1％之間的關係，並不如想像般「河蟹」，香港的merely rich與super-rich是否也存在同樣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