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穩就業是全人類共求目標,但面對失業問題,各國政府卻捉錯用神,忽略了企業與就業機會就好比馬與馬車,馬車不前卻只顧修車,豈能對策下藥?JohnMauldin 在B1 頁「前沿思考」以美國實況剖析就業問題。
‧每一件嚴重事故的背後,在事前必曾出現過29 次輕微事故、300 次未遂先兆,以及1000 次事故隱患。溫天納在B14 頁「納論招言」從企業老闆言行舉止及財務危險訊號等好方面,歸納企業爆煲出事前種種徵兆,教大家趨吉避凶。
‧懶得動腦筋的人不能玩,情緒平衡不住的人不能玩,妄想一夜致富的冒險家不能玩,自認叻仔者更不能玩。連贏18 個月不代表能連贏18 年,賠掉資金換來的是顯淺不過的教訓。B15 頁「金融圈內」一個全職操盤過來人的反思。
3月18日,周日。上星期,老畢通過不同資產之間的相關性,分析市場風險胃納這陣子的變化,發現同是risk on,以往幾乎萬無一失的「起手式」美滙弱勢,在這輪risk on中大大「走樣」,美滙美股同步上升,而商品外幣亦不像過去兩年般一起走俏。從美國十年期債息上周突破200天線後並無回頭迹象,資金有繼續流出安全資產覓息覓食之勢。這一刻,誰是贏家?
加幣跑贏澳紐有理
個人相信,此番risk on,資金流向重心有向美國傾斜的勢頭。這非但見於美股強勢畢露,莫說像樣的調整,標普500指數年初以來只有一個交易日跌逾1%,還因為按中美歐幾個主要經濟體「歸邊」的資產類別,同樣清楚反映美國一枝獨秀的現象。近日所見,與美利堅關係密切的資產,比開口埋口背靠神州的市場,強弱對比漸見鮮明。港股時不時被A股拖後腿、澳元遭炒家離棄,跟中美之間的消長大有關係。
一個最能彰顯資金貪新厭舊愛美惡中的訊號,是高息貨幣走勢的分野。澳紐加三大港人至愛外幣,過去兌美元同上同落難分軒輊,惟三幣之間仍有強弱之別。過去一年半載,加元相對澳紐以偏弱的時候居多。然而,近月形勢開始改觀,加幣「上口上力」後來居上,過去一個月更加優劣立判,澳紐元以多個身位跑輸,兌加幣交叉滙價皆向下走【圖】。
中國好澳洲好(澳紐猶如孖生兒,滙價如影隨形,中國好紐西蘭自然也好),加拿大雖同為資源出口大國,但澳紐加三大高息幣過去兩年之所以榮辱與共,皆因三者在risk on/risk off中同生共滅無分彼此。可是,這一切俱立足於美滙強弱,「主旋律」不變,「和聲」便能跟隨風險胃納同上同落,屢試不爽。
如今情況卻是,美滙美股齊現強勢(過去是此起則彼落),在主旋律出現變奏下,唱和聲的澳紐元音調大為失準,而另一把聲加元卻有板有眼,跟美滙美股如魚得水琴瑟和諧。
頁岩氣有利有弊
貨幣強弱不過是經濟表現的縮影,楓葉國背靠美利堅,在大勢向美國傾斜的此刻盡享天時地利;澳紐在地理上雖不似香港般背靠中國大陸,惟這兩個資源出口國對神州依賴之深,只怕不下於本港。中國好澳紐好這句話若錯不了,那麼反過來看,澳紐不好,中國又能好到哪裏?資產相關性移形換影,不過是市場對主要經濟體優勢消長改觀下的正常反應,投資者進行資產配置時,不妨對此多加注意。
講開美國,有一點不能不提。時至今日,老畢相信港人中不少已聽過「水力壓裂」(hydraulic fracturing)技術飛快發展,令過去既不可望(深藏地底岩層)更不可採(技術不足無法進行鑽探)的頁岩氣(shale gas),過去幾年在美國大量開採投產。這項發展有利有弊,從好處着眼,美國坐擁的龐大已探明天然氣儲量,隨着水力壓裂廣泛應用而得見天日;從壞處出發,天然氣價格一挫再挫,與原油各走極端,油價今天五倍於十年前水平,氣價跟五年前相比卻狂瀉八成以上,目前每百萬立方呎(MCF)僅3美元多一點,與十年前看齊!以商品牛市中獨一無二的「孤息」來形容天然氣,並不為過。
老畢認為,頁岩氣革命是能源世界中一個名副其實的game-changer,既具改變能源市場面貌的巨大潛力,從投資角度出發亦足以為深信天然氣「危中有機」者創造可觀回報,大有一談價值。
在頁岩氣大規模投產前,天然氣相對傳統化石燃料(fossil fuels)並無任何價格競爭優勢,天然氣相對石油和煤雖有比較潔淨因而對環境生態損害較小的好處,惟發電廠以氣代煤、運輸工具以氣代油的誘因似有若無,業者說多做少。近年,發電廠燒氣比例激增、公共交通工具營運商大規模引入天然氣的例子,在美國時有所聞;這一切,皆拜頁岩氣革命所賜。
然而,從投資角度出發,油價以至煤價在商品牛市中大蒙其利節節上揚,雖經歷過金融海嘯經濟衰退,但今天油價已逼近2008年夏季的歷史高位,天然氣卻重返十年前水平。天堂與地獄,想來不過如此;這一切,同樣拜頁岩氣革命所賜!
老畢相信,物極必反乃放諸任何事皆準的硬道理。投資者總愛回首前塵,後悔不在油價10美元、金價300美元、蘋果股價50美元時大手購入。縱觀當今市場,天然氣也許是少數能讓此類自怨自艾之輩報卻「一箭之仇」的資產。
先看一條「橙同橙比」的數。一桶石油容量約600萬個英熱單位(BTUs),而天然氣常用的計算單位百萬立方呎(million cubic feet,MCF),則相當於100萬個BTUs。換句話說,一桶石油(600萬個BTUs)相當於6個MCF。那等於說,假設油價與氣價等量齊觀,把每MCF氣價乘以6,就是以同一單位(每桶或600萬個BTUs)顯示的石油和天然氣「等價」(parity)。也就是說,油氣若「等量齊觀」,油價應為氣價的6倍。當然,商品價格受不同時候的供求以至其他因素左右,沒有什麼等量齊觀可言,但以油價為分子、氣價為分母計算出來的油/氣比率,其升跌足以反映石油與天然氣這兩種能源的相對強弱。目前油/氣比率處於34水平(106/3.12=34),意味把比較基準統一為每桶(600萬個BTUs),油價相當於氣價34倍,差不多為按「等價」(每MCF氣價乘以6,目前約18.72美元)計算的油/氣比率的6倍!
油/氣比率見貴賤
這當然不等於說,石油和天然氣「合理價」均為18.75美元,而是從油/氣價格高達34倍的比率,可以看出當前油價之「貴」、氣價之「賤」!
必須一提的是,抱着油/氣比率逐步縮窄這個觀念進行買賣的投資者,過去幾年吃盡苦頭,理由是油價一漲再漲而氣價低處未算低,油/氣比率由15倍升至25倍,再從25倍「爆」上接近35倍,兩者差距愈來愈遠,鍥而不捨博油/氣比率收窄者,輸到入肉不在話下。
頁岩氣大量開採造成供過於求氣價慘跌,許多生產商眼見無利可圖甚至蝕本經營,早有打退堂鼓之意。然而,當初簽下的合約必須完成,以致供應遲遲未見回落。不過,與全盛期相比,新的投資和開採活動已大大減少,隨着發電驅車以天然氣取代煤油趨勢持續,需求可望大有支持,天然氣供求步向均衡、氣價走出低谷這一天,老畢看已愈來愈近!
2012年3月19日星期一
羅家聰 信報專欄 一名經人 - 教育因循守舊 經濟怎上層樓
上星期探討過,人口乃長遠經濟增長的其一重要因素,不過所指的只是人口數量,而非質素。人口質素是不容易量化的。固然,經濟學上可簡單地將產出除以工作時數,得生產力(productivity, y/n)。產出反映質和量(quality and quantity,兩個概念大不同,故不宜亂用「質量」一詞),撇除人口量的因素(n),餘下的「質」自然可稱作生產力─這比率是自明的。
不過,這樣除出來的「餘項」來反映質素,與growth accounting中將迴歸餘項當作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無異,我們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要了解「所以然」,就要知道「質素」的箇中細節。產出的質素尚且不容易定義,要定義投入因素的質素同樣困難,因為經濟數據多是客觀觀察到的量。幸而學界發現,人的生產質素與其教育程度大概成正比,於是一個質性變數轉化為量性變數,可供研究。
至於這個發現,一般不難證實;譬如做簡單growth accounting練習,將產出增長(△y/y)對資本(△k/k)、人口/工時(△n/n)及以教育類別數據化作人力資本(△h/h)迴歸,檢測三者系數的統計顯著性便知這三因素是否必要。學界發現,一般三者都屬必要。
暫且撇開人力資本這個「質」怎與教育程度這個「量」掛鈎,今文先看本港多年來這量的發展。本港人口的教育程度,從《統計年刊》可找到自1989年起的年度數據,從《人口普查》則得五年一度數字。
第三產業自97起停滯
半世紀前,15歲以上的港人有近四成的教育程度僅幼稚園或以下,迹近文盲,半世紀後已跌至近半成【圖1】。如計小學或以下程度,則半世紀間由八成幾降至兩成幾。反而專上、學位的人口比例,則由近零升至逾18%;至於仍佔絕大多數的中學學歷人口比例,則自1986年起已穩定下來於五成正負3%。
若說1960至80年代是普及教育年代,那末1990、2000年代則是高等教育年代。看看身邊的人,1980年代及以前出身的(即現在四、五十歲以上),不多人考上大學,但近廿年出身的則多具專上或更高學歷。將【圖1】的數據作些運算,計計中學對非中學、專上對非專上,以及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可見中學人口開始急升是1970年代初事,同期學位也增,因中大於1963年成立【圖2】。及至1991年科大成立,以及1994年另外四所學府升格為大學,1990年代是另一次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升勢加快的轉捩點。
這個發展與本港經濟有否直接關係?直觀而言是不大的。記得過去幾周所提到的,實質人均增長結構性下移是1980年代中後期事,同一時間,GDP構成轉為消費主導;第三產業自1997年起停滯不前,而產業升級大概於2000至07年間完成……但那些年,人口教育程度並無異樣,更不見結構轉變。唯一可能有關,是1960年代初教育普及,同期始見第一產業升級至第二產業。然而1960年前數據不多,故兩者關係難以證實。何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整體教育與整體經濟,就算關係顯著亦有時差,未必即見。
整體教育以至高等教育的普及,雖未必看到端倪,但「頂尖教育」則或找到頭緒。在1993年前的統計,可找到每年碩士及博士畢業的人數;惜之後則只將研究院劃分為修課式及研究式(寫論文)【圖3】。將學士學位後更上層樓視作頂尖教育,以對數看,1960年代初確見轉勢加快,與經濟開始起飛時間上吻合;但每年畢業人數僅約10人,這個推論固有問題。然則不計1994年大學增至七間之「一次性因素」,卻發現自2000年起,寫論文(M.Phil/Ph.D.)的研究院畢業生增長放慢,同期產業也沒進一步升級。
產業停滯因素甚多
固然,產業停滯有很多因素,不能單見寫論文的人少了便推論到些什麼。只不過,在講求知識型經濟、創新科研的千禧年代,從事尖端研究者,理論上應大有發為之處,不單個人,其對整個經濟應具帶頭作用。反而修課式(多為taught master)「研究生」,多是上課然後考試,不是真做研究,課程內容為遷就在職人士,往往比學士程度更低;在學校為賺錢、學生買學位下,這些碩士以至博士課程(尤其商學院開的)已經變質,流於只重social、practical而去理論化,充其量讓學生多個銜頭,以便求職轉工加人工。
香港太小,或許不容易做到產業均勻(即麻雀雖小,但一、二、三級產業俱全)。又或許因其歷史性的天時、地利、人和因素,香港一路食開那條水,就是金融、地產。這種產業嚴重失衡且還要偏重快錢,令人無甚誘因從事「真正需時」的投資──科研。愈無這種土壤,便愈要靠快錢,這種惡性循環,不知不覺已根深柢固,奉為行之有效。這種僵化令港人愈來愈無誘因改變現狀,結果跟一些已具規模的大公司僵化制度一樣,有的所謂「靈活變通」只限於「快錢框架」,結果逐漸喪失盈利能力,被後來者追上。
如果真有第四產業,應不離知識型(knowledge based)及科(science)技(technology)研(research)發(development)。前者較闊,涵蓋各行各業,就以金融為例,從業員要「多才多藝」,不只為客落盤「做刁」,而是要清楚一切提供方案。至於後兩者研、發,則不限科學家,而是因應天、地、人做出tailor-made之作。以往香港成功其實一味靠抄──把西方的抄回港,把香港的抄上北。不過隨着大國也崛起,這支歌再難唱得響了。所以當真做研究的研究生增幅如斯放慢,且還以大陸來港為主,真不禁不令人擔心。
隨着修課式碩士課程愈開愈濫,【圖3】所見,自2005年起的畢業人數已顯著回落,迄今跌勢未改。這亦反映於GDP的私人消費開支(PCE)中的教育開支佔比,數字自2003年於2.6%見頂後直線向下【圖4,藍線】。
若以實質價格計算,港人(不是港府)於教育開支的增長曾見兩個高峯:一在1970年代教育開始普及時,另一則在1990年代大學開始普及時。修課式碩士雖在近十餘年普及化,但並無推高教育開支的實質增長。這些數據清楚顯示,縱自2003年好景過幾年,但港人已不願進一步花更多於教育上。
港人如是,那港府呢?即有過之,而無不及。戰後至今,我們可得三個開支數據:港府開支,當中的教育開支,再當中的高等(中學以上)教育開支。這可計出三個比例,但圖所示,無論是教育佔港府開支、高等教育佔整體教育、或高等教育佔港府開支計,1997都是高峯見頂轉角之年【圖5】(1967年起只計經營/經常部分)。縱然幾十年來,教育開支佔比尚算穩定,但花在高等的比例顯然在1960年代初結構性加快,但1997年起結構性轉升為跌。無獨有偶,這正是本港經濟開始起飛及開始停滯的兩個年份。
高等教育開支佔比急跌
須知就算不計九年免費教育,之後的高中及大學教育,政府資助不小。因是之故,教育質、量一概由政府決定;固然,學生無心向學,政府強迫不來,但若政府不支持,則有心向學也或無能為力。【圖5】所見,三個比例中以高等佔整體教育的比例跌勢最急,由此可見,港府不是不花,只是愈花愈少於大學身上;學士尚且如是,遑論研究院了。
此外還有另一問題。不難發現,十年前大陸學生「佔領」了本地學府的研究課程,近幾年更「滲透」至學士層面。對於某些教授而言,很高興的,因為好教,又有錢賺。平情而論,如果這批畢業生「留港建港」,為過去多年生育減少填補人口,無可厚非。然則野心之士或愛浸鹹水,心歸之士則建設祖國,一眾院校錢就賺了,為人作嫁衣裳。
反而在港的達官貴人,或因擁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對本港教育制度卻信心盡失,無不將公子、千金重金送到國外名牌學府。在這自我選擇(self selection)機制之下,留港學生大多不是貧窮便是平庸,縱然偶見陳易希與沈詩鈞等,亦不及西方比例之多。來港的大陸學生不一定留低,離港的香港學生不一定回流,這,其實是個很大變數。
學生學成後的去流,其實倒與制度本身相輔相成。假使本港是有知識、科研土壤,從事研究的自會留低。這班留港尖端分子可帶領本港產業進一步提升,整體經濟好了,自然能吸引更多「好人」來港。投資移民根本捉錯用神,頂多只能吸引人來炒貴資產後獲利走人。反而一眾未必很富有但醉心知識、科研之士,才是應留住的最寶貴人才。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市場部
不過,這樣除出來的「餘項」來反映質素,與growth accounting中將迴歸餘項當作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無異,我們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要了解「所以然」,就要知道「質素」的箇中細節。產出的質素尚且不容易定義,要定義投入因素的質素同樣困難,因為經濟數據多是客觀觀察到的量。幸而學界發現,人的生產質素與其教育程度大概成正比,於是一個質性變數轉化為量性變數,可供研究。
至於這個發現,一般不難證實;譬如做簡單growth accounting練習,將產出增長(△y/y)對資本(△k/k)、人口/工時(△n/n)及以教育類別數據化作人力資本(△h/h)迴歸,檢測三者系數的統計顯著性便知這三因素是否必要。學界發現,一般三者都屬必要。
暫且撇開人力資本這個「質」怎與教育程度這個「量」掛鈎,今文先看本港多年來這量的發展。本港人口的教育程度,從《統計年刊》可找到自1989年起的年度數據,從《人口普查》則得五年一度數字。
第三產業自97起停滯
半世紀前,15歲以上的港人有近四成的教育程度僅幼稚園或以下,迹近文盲,半世紀後已跌至近半成【圖1】。如計小學或以下程度,則半世紀間由八成幾降至兩成幾。反而專上、學位的人口比例,則由近零升至逾18%;至於仍佔絕大多數的中學學歷人口比例,則自1986年起已穩定下來於五成正負3%。
若說1960至80年代是普及教育年代,那末1990、2000年代則是高等教育年代。看看身邊的人,1980年代及以前出身的(即現在四、五十歲以上),不多人考上大學,但近廿年出身的則多具專上或更高學歷。將【圖1】的數據作些運算,計計中學對非中學、專上對非專上,以及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可見中學人口開始急升是1970年代初事,同期學位也增,因中大於1963年成立【圖2】。及至1991年科大成立,以及1994年另外四所學府升格為大學,1990年代是另一次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升勢加快的轉捩點。
這個發展與本港經濟有否直接關係?直觀而言是不大的。記得過去幾周所提到的,實質人均增長結構性下移是1980年代中後期事,同一時間,GDP構成轉為消費主導;第三產業自1997年起停滯不前,而產業升級大概於2000至07年間完成……但那些年,人口教育程度並無異樣,更不見結構轉變。唯一可能有關,是1960年代初教育普及,同期始見第一產業升級至第二產業。然而1960年前數據不多,故兩者關係難以證實。何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整體教育與整體經濟,就算關係顯著亦有時差,未必即見。
整體教育以至高等教育的普及,雖未必看到端倪,但「頂尖教育」則或找到頭緒。在1993年前的統計,可找到每年碩士及博士畢業的人數;惜之後則只將研究院劃分為修課式及研究式(寫論文)【圖3】。將學士學位後更上層樓視作頂尖教育,以對數看,1960年代初確見轉勢加快,與經濟開始起飛時間上吻合;但每年畢業人數僅約10人,這個推論固有問題。然則不計1994年大學增至七間之「一次性因素」,卻發現自2000年起,寫論文(M.Phil/Ph.D.)的研究院畢業生增長放慢,同期產業也沒進一步升級。
產業停滯因素甚多
固然,產業停滯有很多因素,不能單見寫論文的人少了便推論到些什麼。只不過,在講求知識型經濟、創新科研的千禧年代,從事尖端研究者,理論上應大有發為之處,不單個人,其對整個經濟應具帶頭作用。反而修課式(多為taught master)「研究生」,多是上課然後考試,不是真做研究,課程內容為遷就在職人士,往往比學士程度更低;在學校為賺錢、學生買學位下,這些碩士以至博士課程(尤其商學院開的)已經變質,流於只重social、practical而去理論化,充其量讓學生多個銜頭,以便求職轉工加人工。
香港太小,或許不容易做到產業均勻(即麻雀雖小,但一、二、三級產業俱全)。又或許因其歷史性的天時、地利、人和因素,香港一路食開那條水,就是金融、地產。這種產業嚴重失衡且還要偏重快錢,令人無甚誘因從事「真正需時」的投資──科研。愈無這種土壤,便愈要靠快錢,這種惡性循環,不知不覺已根深柢固,奉為行之有效。這種僵化令港人愈來愈無誘因改變現狀,結果跟一些已具規模的大公司僵化制度一樣,有的所謂「靈活變通」只限於「快錢框架」,結果逐漸喪失盈利能力,被後來者追上。
如果真有第四產業,應不離知識型(knowledge based)及科(science)技(technology)研(research)發(development)。前者較闊,涵蓋各行各業,就以金融為例,從業員要「多才多藝」,不只為客落盤「做刁」,而是要清楚一切提供方案。至於後兩者研、發,則不限科學家,而是因應天、地、人做出tailor-made之作。以往香港成功其實一味靠抄──把西方的抄回港,把香港的抄上北。不過隨着大國也崛起,這支歌再難唱得響了。所以當真做研究的研究生增幅如斯放慢,且還以大陸來港為主,真不禁不令人擔心。
隨着修課式碩士課程愈開愈濫,【圖3】所見,自2005年起的畢業人數已顯著回落,迄今跌勢未改。這亦反映於GDP的私人消費開支(PCE)中的教育開支佔比,數字自2003年於2.6%見頂後直線向下【圖4,藍線】。
若以實質價格計算,港人(不是港府)於教育開支的增長曾見兩個高峯:一在1970年代教育開始普及時,另一則在1990年代大學開始普及時。修課式碩士雖在近十餘年普及化,但並無推高教育開支的實質增長。這些數據清楚顯示,縱自2003年好景過幾年,但港人已不願進一步花更多於教育上。
港人如是,那港府呢?即有過之,而無不及。戰後至今,我們可得三個開支數據:港府開支,當中的教育開支,再當中的高等(中學以上)教育開支。這可計出三個比例,但圖所示,無論是教育佔港府開支、高等教育佔整體教育、或高等教育佔港府開支計,1997都是高峯見頂轉角之年【圖5】(1967年起只計經營/經常部分)。縱然幾十年來,教育開支佔比尚算穩定,但花在高等的比例顯然在1960年代初結構性加快,但1997年起結構性轉升為跌。無獨有偶,這正是本港經濟開始起飛及開始停滯的兩個年份。
高等教育開支佔比急跌
須知就算不計九年免費教育,之後的高中及大學教育,政府資助不小。因是之故,教育質、量一概由政府決定;固然,學生無心向學,政府強迫不來,但若政府不支持,則有心向學也或無能為力。【圖5】所見,三個比例中以高等佔整體教育的比例跌勢最急,由此可見,港府不是不花,只是愈花愈少於大學身上;學士尚且如是,遑論研究院了。
此外還有另一問題。不難發現,十年前大陸學生「佔領」了本地學府的研究課程,近幾年更「滲透」至學士層面。對於某些教授而言,很高興的,因為好教,又有錢賺。平情而論,如果這批畢業生「留港建港」,為過去多年生育減少填補人口,無可厚非。然則野心之士或愛浸鹹水,心歸之士則建設祖國,一眾院校錢就賺了,為人作嫁衣裳。
反而在港的達官貴人,或因擁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對本港教育制度卻信心盡失,無不將公子、千金重金送到國外名牌學府。在這自我選擇(self selection)機制之下,留港學生大多不是貧窮便是平庸,縱然偶見陳易希與沈詩鈞等,亦不及西方比例之多。來港的大陸學生不一定留低,離港的香港學生不一定回流,這,其實是個很大變數。
學生學成後的去流,其實倒與制度本身相輔相成。假使本港是有知識、科研土壤,從事研究的自會留低。這班留港尖端分子可帶領本港產業進一步提升,整體經濟好了,自然能吸引更多「好人」來港。投資移民根本捉錯用神,頂多只能吸引人來炒貴資產後獲利走人。反而一眾未必很富有但醉心知識、科研之士,才是應留住的最寶貴人才。
交通銀行香港分行市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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