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這樣除出來的「餘項」來反映質素，與growth accounting中將迴歸餘項當作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無異，我們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要了解「所以然」，就要知道「質素」的箇中細節。產出的質素尚且不容易定義，要定義投入因素的質素同樣困難，因為經濟數據多是客觀觀察到的量。幸而學界發現，人的生產質素與其教育程度大概成正比，於是一個質性變數轉化為量性變數，可供研究。
至於這個發現，一般不難證實；譬如做簡單growth accounting練習，將產出增長（△y/y）對資本（△k/k）、人口／工時（△n/n）及以教育類別數據化作人力資本（△h/h）迴歸，檢測三者系數的統計顯著性便知這三因素是否必要。學界發現，一般三者都屬必要。
暫且撇開人力資本這個「質」怎與教育程度這個「量」掛鈎，今文先看本港多年來這量的發展。本港人口的教育程度，從《統計年刊》可找到自1989年起的年度數據，從《人口普查》則得五年一度數字。
第三產業自97起停滯
半世紀前，15歲以上的港人有近四成的教育程度僅幼稚園或以下，迹近文盲，半世紀後已跌至近半成【圖1】。如計小學或以下程度，則半世紀間由八成幾降至兩成幾。反而專上、學位的人口比例，則由近零升至逾18%；至於仍佔絕大多數的中學學歷人口比例，則自1986年起已穩定下來於五成正負3%。
若說1960至80年代是普及教育年代，那末1990、2000年代則是高等教育年代。看看身邊的人，1980年代及以前出身的（即現在四、五十歲以上），不多人考上大學，但近廿年出身的則多具專上或更高學歷。將【圖1】的數據作些運算，計計中學對非中學、專上對非專上，以及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可見中學人口開始急升是1970年代初事，同期學位也增，因中大於1963年成立【圖2】。及至1991年科大成立，以及1994年另外四所學府升格為大學，1990年代是另一次學位對非學位人口比例升勢加快的轉捩點。
這個發展與本港經濟有否直接關係？直觀而言是不大的。記得過去幾周所提到的，實質人均增長結構性下移是1980年代中後期事，同一時間，GDP構成轉為消費主導；第三產業自1997年起停滯不前，而產業升級大概於2000至07年間完成……但那些年，人口教育程度並無異樣，更不見結構轉變。唯一可能有關，是1960年代初教育普及，同期始見第一產業升級至第二產業。然而1960年前數據不多，故兩者關係難以證實。何況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整體教育與整體經濟，就算關係顯著亦有時差，未必即見。
整體教育以至高等教育的普及，雖未必看到端倪，但「頂尖教育」則或找到頭緒。在1993年前的統計，可找到每年碩士及博士畢業的人數；惜之後則只將研究院劃分為修課式及研究式（寫論文）【圖3】。將學士學位後更上層樓視作頂尖教育，以對數看，1960年代初確見轉勢加快，與經濟開始起飛時間上吻合；但每年畢業人數僅約10人，這個推論固有問題。然則不計1994年大學增至七間之「一次性因素」，卻發現自2000年起，寫論文（M.Phil/Ph.D.）的研究院畢業生增長放慢，同期產業也沒進一步升級。
產業停滯因素甚多
固然，產業停滯有很多因素，不能單見寫論文的人少了便推論到些什麼。只不過，在講求知識型經濟、創新科研的千禧年代，從事尖端研究者，理論上應大有發為之處，不單個人，其對整個經濟應具帶頭作用。反而修課式（多為taught master）「研究生」，多是上課然後考試，不是真做研究，課程內容為遷就在職人士，往往比學士程度更低；在學校為賺錢、學生買學位下，這些碩士以至博士課程（尤其商學院開的）已經變質，流於只重social、practical而去理論化，充其量讓學生多個銜頭，以便求職轉工加人工。
香港太小，或許不容易做到產業均勻（即麻雀雖小，但一、二、三級產業俱全）。又或許因其歷史性的天時、地利、人和因素，香港一路食開那條水，就是金融、地產。這種產業嚴重失衡且還要偏重快錢，令人無甚誘因從事「真正需時」的投資──科研。愈無這種土壤，便愈要靠快錢，這種惡性循環，不知不覺已根深柢固，奉為行之有效。這種僵化令港人愈來愈無誘因改變現狀，結果跟一些已具規模的大公司僵化制度一樣，有的所謂「靈活變通」只限於「快錢框架」，結果逐漸喪失盈利能力，被後來者追上。
如果真有第四產業，應不離知識型（knowledge based）及科（science）技（technology）研（research）發（development）。前者較闊，涵蓋各行各業，就以金融為例，從業員要「多才多藝」，不只為客落盤「做刁」，而是要清楚一切提供方案。至於後兩者研、發，則不限科學家，而是因應天、地、人做出tailor-made之作。以往香港成功其實一味靠抄──把西方的抄回港，把香港的抄上北。不過隨着大國也崛起，這支歌再難唱得響了。所以當真做研究的研究生增幅如斯放慢，且還以大陸來港為主，真不禁不令人擔心。
隨着修課式碩士課程愈開愈濫，【圖3】所見，自2005年起的畢業人數已顯著回落，迄今跌勢未改。這亦反映於GDP的私人消費開支（PCE）中的教育開支佔比，數字自2003年於2.6%見頂後直線向下【圖4，藍線】。
若以實質價格計算，港人（不是港府）於教育開支的增長曾見兩個高峯：一在1970年代教育開始普及時，另一則在1990年代大學開始普及時。修課式碩士雖在近十餘年普及化，但並無推高教育開支的實質增長。這些數據清楚顯示，縱自2003年好景過幾年，但港人已不願進一步花更多於教育上。
港人如是，那港府呢？即有過之，而無不及。戰後至今，我們可得三個開支數據：港府開支，當中的教育開支，再當中的高等（中學以上）教育開支。這可計出三個比例，但圖所示，無論是教育佔港府開支、高等教育佔整體教育、或高等教育佔港府開支計，1997都是高峯見頂轉角之年【圖5】（1967年起只計經營／經常部分）。縱然幾十年來，教育開支佔比尚算穩定，但花在高等的比例顯然在1960年代初結構性加快，但1997年起結構性轉升為跌。無獨有偶，這正是本港經濟開始起飛及開始停滯的兩個年份。
高等教育開支佔比急跌
須知就算不計九年免費教育，之後的高中及大學教育，政府資助不小。因是之故，教育質、量一概由政府決定；固然，學生無心向學，政府強迫不來，但若政府不支持，則有心向學也或無能為力。【圖5】所見，三個比例中以高等佔整體教育的比例跌勢最急，由此可見，港府不是不花，只是愈花愈少於大學身上；學士尚且如是，遑論研究院了。
此外還有另一問題。不難發現，十年前大陸學生「佔領」了本地學府的研究課程，近幾年更「滲透」至學士層面。對於某些教授而言，很高興的，因為好教，又有錢賺。平情而論，如果這批畢業生「留港建港」，為過去多年生育減少填補人口，無可厚非。然則野心之士或愛浸鹹水，心歸之士則建設祖國，一眾院校錢就賺了，為人作嫁衣裳。
反而在港的達官貴人，或因擁有資訊不對稱的優勢，對本港教育制度卻信心盡失，無不將公子、千金重金送到國外名牌學府。在這自我選擇（self selection）機制之下，留港學生大多不是貧窮便是平庸，縱然偶見陳易希與沈詩鈞等，亦不及西方比例之多。來港的大陸學生不一定留低，離港的香港學生不一定回流，這，其實是個很大變數。
學生學成後的去流，其實倒與制度本身相輔相成。假使本港是有知識、科研土壤，從事研究的自會留低。這班留港尖端分子可帶領本港產業進一步提升，整體經濟好了，自然能吸引更多「好人」來港。投資移民根本捉錯用神，頂多只能吸引人來炒貴資產後獲利走人。反而一眾未必很富有但醉心知識、科研之士，才是應留住的最寶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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