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歐洲各國所發債券息率之高，由於已超乎各國經濟實力與收入基礎所能負擔的程度，除非有關國家央行以大舉印鈔行動支持龐大開支，又或者竟有其他國家甘願加重國民稅務負擔而仗義資助別國還債，否則負債國大幅重整債務時就勢將造成社會動盪。
美國如未能及時行動，亦將面對同一問題。到底將於哪年大限臨頭？2014年？2015年抑或2016年？筆者認為只會早到而不會遲來，因為預計日本財務狀況即將步歐洲後塵而全面失陷，而債市投資者亦會隨即意識到美國債務問題的規模容或有別，但性質並無二致。債務利息在美國整體預算中有增無已，再進一步增加只會令開支百上加斤，以致政府需大幅加稅，甚或聯儲局唯有將債務貨幣化，都只會惡果不斷；繼續坐視不理，更會觸發又一次經濟蕭條。
筆者認為化解財赤危機實在是美國前途所繫的當務之急，正如筆者在上期通訊末段中指出：
「屆時聯儲局將有何對策？是否惟有屈服於奧地利經濟學派的夢魘，以債務貨幣化的手段抗衡通縮與蕭條？抑或將美元貶值而令黃金好友喜不自勝？還是堅守德國央行式立場而拒絕捨難取易，迫使聯邦政府在息率上升的同時削支兼加稅？
「無論如何取捨，亦只會慘淡收場；對所有失業者、退休者以及年輕人，後果都同樣嚴重，請教經歷過上次大蕭條的先輩自有答案。」
債赤交加 經濟頑疾
美國債務與財赤日重，實無異於在經濟上患上致命頑疾，如不及時治理，必會拖垮經濟。正如筆者家人的切身體驗，不幸罹患癌症，最佳辦法是馬上延醫診治，而非諱疾忌醫。美國的債務「癌症」顯然屬於惡性，而且正在迅速擴散，影響遍及經濟整體。既然治療人體癌症所費不菲而且痛苦難免，經濟「癌症」何獨不然？
問題自有解決辦法，雖然可供選擇的方案已所餘無幾。美國的問題主要在於未能在政治上下定決心，從而決定所需對策。筆者認為要在決策上知所取捨，必先顧及下列各項基本條件。
1. 政治上必須可行。右派主張從削支與改革入手，雖然確實有此必要，卻未足以解決問題。舉例來說，傷殘津貼開支每年高達2000億美元，而且不斷增長；自從經濟危機爆發以來，美國25%的失業者竟亦有資格申領傷殘津貼。失業救濟時期雖可縮短，但卻無補於事。鑒於政府轉撥款項佔家庭入息22%，此時削減，未免政治上不正確。
實質問題在於醫療制度：究竟所需服務範圍有多大，所需費用多少？雖然美國醫療制度必須徹底改革，但要回復上世紀90年代的服務水平，不但政治上缺乏意志，選民亦不會贊成。成本上漲雖可加以控制，卻無法根治；社會保障亦然。即使可以延長退休年齡、引入入息審查或作出其他修訂，卻始終無法改變戰後新生代退休人數逐年增加的現實，況且美國並未設立社會保障信託基金。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中又有誰膽敢主張剝奪現時及未來十年社會保障受益者的權利？國防開支、軍人退休金、公務員退休長俸，又有誰會主張削減？
至於左派，則提出向「富人」加稅的主張。美國目前財赤每年已超逾一萬億美元，奧巴馬雖然打算通過新計劃大幅加稅，但即使估計極度樂觀，赤字仍將高達1.3萬億美元。
據財經網站American.com分析：「根據《紐約時報》報道，奧巴馬總統計劃局部廢除布殊的稅務寬減措施，年入超過25萬美元者將不再受惠。但此舉在10年之內只能為美國庫房增加7000億美元收益，約等於美國GDP 0.4%（假設隨後幾年能維持高增長而衰退又得以避免，GDP約為600億美元）。但國會預算辦公室估計同期赤字將達13萬億美元，佔每年GDP比例逾6%。」
「美國富者當然資金充裕，但所繳稅款卻不足以協助奧巴馬總統達成所需開支水平。」
實情是向富者加稅，亦不足以彌補現時的龐大財赤。假使美國富豪繼續維持現有入息水平，向頂尖10%（而非1%）的高入息者加稅至60%，就有可能獲得足夠稅入來彌補財赤。不過，很難想像民選國會議員會視如此加稅方式為可行政治手段。
不論美國國會以右派還是左派佔大多數，任何削赤方案都必須開源與節流雙管齊下，才有望獲國會通過。奧巴馬在任期首兩年內，當國會仍由民主黨主持大局期間，尚且未能加稅成功（日後醫療保健開支除外），在目前面對財赤危機下就更難望如願。
無論以任何加稅措施，也無法解決無資金準備負債問題。即使許下任何承諾，也難望得以兌現，因為未來資金根本不足，而且資金短缺情況更是每下愈況。
2. 稅率足以影響經濟增長。即使根據保守估計，加稅10%將導致GDP以等於所加稅款約0.4%的幅度減縮。筆者曾一再引述共和民主兩黨卓有名望的經濟學家所作研究，其中指出稅務增減的乘數效應可高達3；奧巴馬前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羅默（Christina Romer）的研究即屬一例。平均乘數效應亦有2。任何基於實質統計數據的研究都會指出稅務難免對經濟造成影響，稅務不影響經濟的說法只屬一派動聽空言，毫無事實根據。向富者加稅容或可算「公平」，卻並非對GDP毫無影響。
甘迺迪、列根、布殊都能憑藉稅務寬免措施推動經濟增長，而在短短數年之內重新增加稅收。但美國目前已無法削減邊際收入稅率，以貸款彌補財赤，而寄望通過經濟增長令稅務減免措施「自行產生經濟收益」。實際上美國的債務負擔已經過高，由於大限將至，必須另謀出路。
3. 部分稅項似對經濟增長影響較微。筆者也得承認，此說並無足夠數據或學術研究支持。列根在1986年削減邊際收入稅率，但隨即以撤銷各種稅務寬免措施加以彌補稅收損失，因而抵消對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而且美國經濟確實隨之而有所增長。邊際收入稅率削減後，美國人顯然在開支、投資以及收入方面作出調整；筆者在此只是就事論事作出客觀分析，用意不在反對衛道之士所謂收入應「公平分配」的主張。
由此可見，總的原則是：要改善經濟上某方面的表現，必先對該方面實施稅務寬免措施；反之亦然。要提高全國整體收入（亦與所謂「公平分配」無關），就應給予較大稅務寬免。
以減稅方式刺激經濟表現，實為政界普遍認同的方法，而非偏激言論。美國國會兩黨現已通過3000多條法案，為各種國會認可的經濟活動提供稅務寬免，其中包括按揭息率減免、慈善捐款減免、夫婦及子女稅務優惠，以至各行業相關以及種種微不足道的減免措施，其中都服膺稅務改變行為的原則。
4. 一定程度的政府開支在所難免。雖然開支幅度言人人殊，但在滿足大眾需求方面，政府開支措施實應發揮補自由市場不足的功能，國防開支即屬一例。醫療保障又是否大眾所需？大部分選民想必認為如此。至於教育、修築道路，以及規管各行業的法例又如何？相信絕大部分選民亦會視政府對有關開支責無旁貸。雖然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保羅（Ron Paul）就政府對公務開支的責任有所保留，而且與筆者相交多年以來所獲支持日增，但至少以下屆政府四年任期而論，這種與大眾唱反調的言論實在難望在政治上站得住腳。
入息為衡量個人對社會貢獻準則
5. 經濟增長、資本主義、自由市場自有其密不可分的基本概念。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入息為衡量個人對社會貢獻的準則，而以開支為衡量個人取諸社會程度的指標。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提出國富較政府或帝皇財富重要的論點，因而指出發展經濟較累積政府財富重要。
缺乏經濟增長，平民百姓的生活水平就會下降。假使人口每年增長1%，而GDP增長不足1%，可供市民分配的資源就會減少。私營部門經濟增長對整體經濟繁榮至關重要；【附圖】顯示私營部門（非政府）GDP增長中止已遠超10年，而同期工資及私人收入亦一直表現呆滯。私營部門經濟整體必須有所增長，然後私營機構僱員才有望提高整體收入。
6. 凱恩斯確曾提出赤字開支是衰退時期的一種有效對策，但此一論點卻基於債務可於下一增長周期時清償；美國對此要求一直置之不理，唯有面對種種嚴重後果。
7. 筆者無意在此提出美國應將稅收如何花掉的主張，只是既然任何稅務措施都會對經濟造成影響，但願能儘可能減低措施的負面效應而已。
8. 實不相瞞，對於鮑爾斯－辛普森（Simpson-Bowles）赤字委員會以及其他兩黨私人的相關建議，筆者不敢苟同之處頗多。話雖如此，假使筆者是國會議員，想必會馬上投票贊成委員會所有建議，寧可事後爭取足夠票數加以補救。由於民主共和兩黨根本無法就任何方案達成皆大歡喜的協議，筆者寧願國會議員作出妥協，畢竟唯有妥協才有望解決問題。
9. 應把握機會轉危為機。美國目前的稅務守則其實已不可行，其中不但特殊利益太多而且內容亦過於複雜，並且假定政府定能根據其中所有「稅務開支」（稅務減免措施）妥善分配資本。美國正好利用當前危機徹底改革稅務守則。
開徵消費稅
至於具體措施，筆者數周前與華盛頓經濟顧問服務公司Lindsey Group總裁兼共同創辦人薩默林（Marc Sumerlin）共晉早餐，隨後獲贈他與集團另一創辦人林賽（Larry Lindsey）合著《總統須知而未知事項》（What a President Should Know … but most learn too late）一書；兩位均曾在白宮擔任過經濟顧問；林賽曾任聯儲局理事，更是稅務政策專家。因此，二人對美國政經問題見解獨到。
薩默林曾為筆者講解二人對如何改革稅務守則的觀點；筆者拜讀書中有關章節之後，更發現其中論點果然非同凡響。
兩位作者在書中建議開徵消費稅，而將增值稅率定為20%；年薪不足10萬美元者毋須繳稅，亦毋須繳付社會保障或聯邦醫療保費。
凡年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者收息稅一律為20%，而不再享有任何資本增益率或股息減免；據筆者估計，亦即無任何市政債券減免，所有減免以及稅務開支將一律取消。企業稅率亦將一律定為20%，同時取消所有寬免措施。換句話說，盈利愈可觀，所繳稅款也愈高。
雖然作者未有在書中明言，但亦可見二人服膺霍布斯「以入息為衡量個人對社會貢獻的準則，而以開支為衡量個人取諸社會程度的指標」的理念。
社會需要的是增加收入，從而增加稅收以及大眾財富；消費亦即取諸社會的行為，必須徵稅。美國根本毋須向百萬富翁加稅，其實社會需要更多有力繳稅的百萬富翁；而設法促進經濟增長，正是達此目標的有效方法。
二位經濟專家還指出，書中所提建議對2007年政府收入並無影響，其中包括每名子女2000美元的稅收抵免。取消社會保障及聯邦醫療保費之後，受薪者將變相獲加薪約7.5%；企業將獲得同樣稅務減免，但須支付薪酬增值稅，因而令經營成本上升。作為社會安全網的福利及醫療開支均將獲得資助。
由於出口毋須繳付增值稅，將有利於美國跟徵收出口增值稅或企業稅率較低的國家競爭，從而增加出口促進就業。
看過書中建議，筆者則進一步提出應在四年之內完成稅務守則改革，同時加快取消稅務開支步伐，以應當前預算危機之急。欲速不達，開徵增值稅所需機制亦設定需時；原來設有個人入息稅的各州將須調整收入來源；相信稅務會計師以及稅務律師亦須重新調整業務重點；企業方面亦須花點時間調整成本與相關銷售策略。
上述增值稅實有別於「公平稅項」；所謂「公平稅項」其實基本上屬於全國性的銷售稅。雖然筆者亦同意開徵銷售稅，但假如在各州以及地方銷售稅以外再加20%的銷售稅，就會使美國經濟負擔百上加斤，適得其反。開徵增值稅也會引起類似反應，但相對影響會輕微得多，而且實行起來亦較為簡單。
增值稅與入息稅水平均可加以調整，以配合政府開支的合適水平。希望稅率偏低雖屬人之常情，但並非問題重點所在。如能將兩種稅再加上一般消費稅，結合福利改革、架構穩健的醫療系統以及其他削支措施，就有望達致平衡預算。
筆者昨天與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里德（Harry Reid）幕僚長克朗（David Krone）共晉早餐時，筆者提出上述稅務建議方案，對方雖然表示願意洗耳恭聽，但隨即提出「只欠東風」。
所欠的東風，亦即預防一旦預算未能達致預期效果時，事先作好的安排，其中包括削支、加稅甚或雙管齊下的具體措施；重點在於早作安排就能隨時啟動。
雖然筆者也得承認，開徵增值稅實難盡如人意，更會令筆者僱佣成本增加以及喪失種種稅務減免優惠，但相對於目前稅務守則的繁文縟節，所謂兩害相衡取其輕，自然寧取增值稅。
由此可見，增值稅既能為政府開源，又能免除現有稅制的種種問題，估計亦較易為選民接受，除非別有選擇，否則實無反對之理。筆者已提過，為求解決當前困境，寧願先接受鮑爾斯─辛普森赤字委員會的建議。也許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里德與眾議院議長博納（John Boehner）可在大選前各自提出上述建議供兩院議員表決，以觀後效，豈不妙哉？
個人擇業心得
筆者女兒梅利莎（Melissa）一直打算在個人事業上另謀出路，最近參加連串個人能力與志向的測試，終於亦不出筆者所料，證實在市場營銷、廣告和寫作方面最能發揮過人之處。
筆者指出假如以寫作為業，實毋需接受大學教育。一如其他各種以技能為主的事業，所需主要是在職訓練；工多自然藝熟。正如《臨界點》（The Tipping Point）作者格力威（Malcolm Gladwell）書中所言，無論演唱樂曲還是編寫電腦軟件，唯有不斷練習，練上一萬個鐘頭，才有望出人頭地。
常有年輕讀者問筆者怎樣才能成為作家，筆者總回答說唯一辦法是馬上開始寫作，直至形成個人語調和風格，而且還要不斷在寫作上作出嘗試。筆者回望個人歷經四十年寫作生涯，有時亦不禁為當初自視過高的一股儍勁頗感尷尬。
筆者也以此勸勉梅利莎；當然，要鍛鍊寫作技巧，從而更能打動讀者，除了向前輩請教以外，還須掌握一點求教的門路。
筆者在寫作上的啟蒙導師諾思（Gary North）博士（www.garynorth.com）日前就在他的專欄「實事求是」（Reality Check）中這樣寫：
「事業的畢生成功之道，在於將核心技能結合推銷技巧。市場轉變在所難免，但假使你能夠繼續憑藉個人的核心技能打動顧客，就可以令自己的心血結晶增產，因而在競爭之中保持優勢。
「所以必須時刻鍛鍊核心技能，而核心技能亦必須配合市場需求；必須留意顧客有何要求，為何有此要求，以至價格、需求量以及所需形式等等。這正是自由市場的運作定律：顧客至上。顧客有權隨時改變要求，而你亦必須隨時加以留意，以掌握要求有何改變與何時改變，然後在顧客拿出信用卡準備付款時，在他們跟前亮相。
「要練好你的核心技能，不斷改進你的營銷技巧；既然以自我推銷為業，就必須認真達成任務。」
筆者但願子女都會細讀以上幾段文字，並且聽取其中的金石良言。
作者為著名投資分析專家，其前沿思考（Thoughts from the Frontline）是目前全球發布範圍最廣的投資通訊，擁有過百萬讀者。
John Mauldin擁有極強洞察能力、擅長解構複雜的金融現象，每周對華爾街、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歷史提出精闢見解，極具參考價值。
《信報》為大中華區唯一刊載John Mauldin 投資通訊的中文媒體， 內容由《信報》翻譯，「前沿思考」及「跳出思維定式」分別於每周一、周四在《信報》（精華版）及信報網站www.hkej.com（全文）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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