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產品價格上升是好事
也是今天（十一月十七日）早上，一位朋友給我電話，說內地要推出價格管制了，為什麼老人家還不動筆呢？他知道我曾經發表過三篇關於價格管制的英語論文，也知道價管如果真的搞起來會是災難，促我立刻動筆。我不認為在目前中國的發展中，價管可以大行其道。這種管制殺傷力太強，效果太明顯，何況八十年代中國價管惹來的禍，北京的朋友應該記憶猶新。
另一些朋友傳來刊物報道，讀了，認為不是那麼嚴重，但可以發展成為非常嚴重的，讓我分點陳述吧。
（一）中國的通脹加速，是意料中事。兩年前雷曼兄弟事發後北京把銀根放寬得厲害。他們沒有做錯，但這種放寬要做得適當難於登天。今天看，通脹還會繼續，不容易的調控需要一段時日，但整體看我認為不是那麼嚴重。
（二）十月份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百分之四點四，主要由食品物價帶動，後者上升了百分之十點一。可能把溫家寶先生嚇倒的，是十八種主要蔬菜的平均批發價每公斤人民幣三元九角，按年上升了百分之六十二點四！有報道說這急升是游資炒作的效果。炒作會增加市價的波動，但農業的蔬菜類是競爭非常激烈的產品，炒作不會導致這類產品的市價遠離沒有炒作之價。話雖如此，我認為蔬菜之價將會回落一點，因為農民的反應會轉到增加蔬菜的種植。
解釋過幾次，中國農產品之價上升得比工業產品之價為速是好現象。若要馬兒好，讓馬兒吃草。讓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是最可取的幫助貧困農民的方法。這些年那麼多的農民轉到工、商業去——工作年齡的四個轉了三個——農產品的相對價格怎會不大幅上升呢？我認為目前的上升還不足夠：長遠一點看，蔬菜批發均價人民幣三元九角一公斤還是偏低。我的估計，要讓農民的生活水平追上城市的中等人家，非農產品之價不變，農產品之價還要上升大約一倍多。說過多次，農民的生活搞不起，中國的經濟改革算不上是成功。要幫助農民，天下沒有比多花幾塊錢購買他們的產品更好的方法。
（三）農產品的相對價格上升是好事，而蔬菜之價急升是大好特好。這是因為種植蔬菜每畝所需的勞動力大約是植稻所需的八倍（見拙作《佃農理論》一六七至一六八頁）。蔬菜的培植是勞動力密集的玩意，灌溉、施肥頻密，而中國人的口味苛求，某些蔬菜他們要吃鮮的，菜農要在天還未亮起牀，拔菜清洗應市。因為需要密集的勞動力，蔬菜之價是個重要指數，其急升反映着農民勞動力之價升得好。三年前我對一位同學說，衡量農民的生活改進，不要多管其他數字，重點是看蔬菜的批發價變動。這是經濟學。
（四）蔬菜之價急升，市民當然投訴，甚或怨聲載道，但受益者是中國的農民。中國的經濟改革是為苦了數千年的農民而改的。今天投訴菜價的市民，大部分不到三十年前也是農民。我們知道來自農村的市民的生活還不是很好，但有了大改進，回頭幫一下還在種菜的老弱人家是他們應該做的事，怎會學得過橋抽板那樣沒出息？炎黃子孫的文化不是教道義的嗎？沒有其他方法能比多付一兩塊錢買一斤蔬菜更合乎經濟發展原則的幫助。
價管導致貪污行為
（五）自公元二千年起，中國農民的收入上升大有可觀，我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說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兩大奇蹟之一。今年升得特別快，有兩個原因。其一是北京兩年前推出新勞動法後，月是故鄉明，回鄉歸故里的流動人口多，跟着北京反應快（讚一讚），促成鄉鎮工業加速發展。其二是泰國的政局出事，加上越南等地亂來，一時間中國沿海一帶的接單工業忙得不可開交，工資提升得快。農民的收入於是得到接單工業加薪的協助。
（六）一九七四年我發表的、今天在行內受到重視的《價格管制理論》，是一篇難讀的文章。簡化到最簡我是這樣說的。如果一件物品的市價值七元，政府管制只准賣五元，那兩元的差額沒有清楚的權利界定，在競爭下租值消散會出現。這消散會通過市場採用市價之外的其他決定競爭勝負的準則，例如排隊輪購。但排隊的時間成本對社會什麼貢獻也沒有，只在邊際上替代了那兩元的所值，所以是租值消散的浪費。
我跟着問：可以替代市價的其他準則有多種，市場會採用哪種呢？我的答案是市場會採用在局限約束下，租值消散得最少的競爭準則。巴澤爾認為這是整個交易費用範籌中最重要的一句話。這重點，行內的朋友讀得懂的不多，但北京的朋友應該是專家。他們會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價管的普及而引起的倒買倒賣及其他說之不盡的貪污行為，或走後門、搞關係等。這些行為，以我一九七四年提出的價管理論看，是用上在枱底界定權利的法則來減少租值消散。
（七）歷史上，價管最早的實例出現在公元三○二年的歐洲，很搞笑，是悲劇。香港昔日的租金管制是我知道的最長久的價管，我曾經花了三年作研究，發表過兩篇長文（其中一篇獲美國某機構贈予「最佳法律論文獎」，也搞笑，他們把獎狀寄到華大的法律學院去）。最大規模的價管可能是美國七十年代初期因為見到通脹來得急而推出的：動員五萬人，法例小字印刷兩呎厚（今天我還存着一套），導致美國的經濟不景足十年！
貨幣要下一個錨
（八）用貨幣政策（例如調整利率，調整銀行儲備金率等）來調控經濟或調控物價真的不是那麼容易，闖禍的機會不小，而如果這調控失誤惹來價管，是拿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三年前謝世的弗里德曼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經濟學天才。他對貨幣數據的掌握與統計分析的本領，歷史上沒有一個比得上他──相近的也沒有。這個人從來不說假話，視我如弟弟，教我很多。弗老知道他維護的無錨貨幣制度（fiat money），在調控上有不少困難，而謝世前幾年，他知道這困難近於無從解決。
弗老是贊同貨幣下一個錨的，但認為一個大國找不到一個可取的錨。一九八三年他認為我建議的以一籃子物品為錨比金本位遠為可取，但也認為費用太高，不划算。我要到一九九七年，考查朱鎔基的貨幣政策，才想到人民幣可以用一籃子物品的可以在市場讓市民自己成交的物價指數為貨幣之錨的方法，其費用甚低。當時沒有提出這建議，因為認為人民幣鈎着美元是正着。這幾年的形勢是大為不同了。
以一籃子可以在市場成交的物價指數作為人民幣之錨我解釋過多次，不再說。這樣的貨幣制度可以一次過地解決通脹問題，永遠解決，可以安全地解除所有外匯管制，也可以讓浦東跟華爾街一較高下。後者，老人家認為比北京奧運與廣州亞運的開幕式還要好看。下了一個通脹不侵的錨，央行的任務是守住，讓匯率自由浮動，讓利率由市場決定，以貨幣政策調控經濟的權力要放棄。
弗里德曼昔日批評美國聯儲局的貨幣調控政策，批評了數十年。後來他認可的只有格林斯潘一個，但今天一般之見，格老還是闖禍收場。今天，美國的無錨貨幣制度跟他們的政治經濟的整體結合着，沒有多大選擇的空間。中國呢？這些年政策上的靈活變動是經改有成的一個主要原因，要更改貨幣制度我看不到有什麼沙石。
（九）價格管制真的會在內地出現嗎？我認為機會不高。曾經滄海難為水，價管帶來的禍北京的朋友不可能忘記得那麼快。另一方面，當年內地的價管是管國營，今天要再管是管民營。後者，要推出算是到位的價格管制，像中國那麼大、那樣人多，市場的變化遠比西方靈活，懂得出術的天才所在皆是的一個國家，其費用會高到天上去！我賭動員百萬大軍也管不了（一笑）。
■十月份中國的消費物價指數上升百分之四點四，主要由食品物價帶動。 （新華社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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