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增長這門學問上，張軍比我晚了兩輩，恍若隔世。我讀的經濟增長論著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作品，當年認為一律不妥，但選修了這門學問，考博士試要背得出來。我是一九六三年考這科目的博士筆試的，之後再沒有染指，雖然在《佃農理論》的第一個附錄中我禁不住手起刀落。張軍讀的經濟增長學說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作品，晚了整整四十年。他提到的「增長決定學」的首要人物，是我認識的Robert Barro。認識，不熟，十多年前在香港與此君進晚餐時，我問：「六十年代初期在洛杉磯加大研究院時，有一位很聰明的同學名為Steve Barro，你認識嗎？」Robert回應：「是我的哥哥！」地球是小的。我再問：「七十年代在西雅圖華大，有一個叫Barro的造訪，是你嗎？」答曰：「是。」
財富累積是重要話題
我沒有跟進Robert的學問，但知道他早就成了名。年多前金融危機出現後，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好些評論，跟凱恩斯學派過不去，讀來過癮。我可沒有跟進過張軍顯然重視的「增長決定學」。上文說過，一九六三年博士試後，我再沒有染指他家的經濟增長學說。我知道六十年代後期起麻省理工的經濟學派搞起了另一套經濟增長學，主要的骨幹是生產函數加上財富累積（capital accumulation）。後者是經濟學的一個大難題，佛利民在生時常說他的《價格理論》最後的關於財富累積那一章，他自己格外滿意，但注意的人甚少。財富累積是重要話題，我曾經像佛老當年，從費沙的《利息理論》入手，所獲不多。年多來得到金融危機與中國房地產的啟發，我想到一些新角度或可打出去，只是人老了，想想無妨，說說無妨，但要坐下來大興土木則沒有魄力了。
新角度有兩個相關點。其一起自美國的金融危機：那些所謂「毒資產」只是一些紙張，寫着的財富下降至零什麼也沒有。如果財富的累積是房地產，其價暴跌資產還在，有用途，有租值，止跌回升的機會存在，不會出現絕望之境。股票財富的暴跌差一點，但有關機構一日存在，股民有機會收復失地。用沒有抵押或抵押遠為不足的紙張來累積財富，說是先進的金融制度，是愚蠢的選擇，雖然時來運到可以賺很多錢。
打壓樓市的爭論
第二點，有關的，是這些年北京屢次要打壓樓市。我明白他們的目的，但在經濟增長得好的中國，一般市民要通過投資來累積財富，最安全可能是在房地產打主意。不容許他們這樣做，或在政策上有意或無意間令房地產的投資者損手，不智。我可以容易地想到極端的例子，說打壓樓市可以把整個經濟搞跨。中國面對的房地產政策是大難題。我曾經指出國家的人口要怎樣分布，樓價的約束差不多是唯一的可靠策略。香港的經驗不支持廉租房，廉價房較為可取，但不易處理。不反對協助那些居無定所的窮人，但香港在二戰後有如下的經驗：一些窮人喜歡買樓，做生做死也要買，先買很差的，然後逐步捱上去；另一些怎樣也不買，天天投訴，見到樓價上升就破口大罵。前者今天不少發了達，後者今天住廉租屋或公屋。原則上，所有的人可以一起地從窮日子開始買房子，跟着國家的增長以房子作為財富累積而一起富裕起來。困難是中國增長得快，收入的增長不均，對房子投資的看法不同，出現了今天的情況。
分析經濟增長的竅門
這就帶來以生產函數分析經濟增長的困難，也有兩點。其一是沒有上佳的財富累積理論的支持，生產函數理論是建在浮沙上。其二是把生產要素放進函數，制度不對頭產出會失靈。六十年代初期我研究生產函數時，人民公社在神州當道，饑荒遍野的消息源源不絕，由我的兩位姊姊傳到香港的母親傳到我那邊。也是那時，老師艾智仁的課強調產權對產出的重要，而我拜讀高斯一九六○的大作始於一九六二，反覆地讀了三年。中國開放改革之初，一些來自美國的中國經濟學者到北京推銷生產函數，我寫《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時，隻字不提這函數。其實生產函數這門學問北京早就從蘇聯進了口，我提出的產權及交易費用對他們有新意。
我是懂得生產函數分析的，曾經很熟，知道「做是三十六，不做也是三十六」的函數很搞笑。異曲同工，史德拉的《價格理論》的初版有如下一題：「瑪麗說：『你給我錢我也不吃橄欖。』試繪瑪麗的等優曲線。」此妙題後來史老兄尷尬地取消了。（我知道答案，同學猜得中嗎？）
分析經濟增長，多年以來我只着重兩點：一、資源的局限，二、競爭的制度。這些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經濟增長學說興起之前的老生常談，從古典的史密斯到新古典的馬歇爾都那樣看。經濟的增長由競爭制度帶來的資源使用決定，亦老生常談。我的貢獻，是得到艾智仁及高斯的啟發後，把制度分析改進了。改進的重點是把產權約束競爭逐步發展為以合約約束競爭；把交易費用推廣為社會費用，再轉一下角度，看為約束競爭的費用；把租值消散與社會費用掛鈎，而制度增加效率則看作是租值消散下降了。本來是頭痛萬分的財富累積一下子簡單起來，因為可從資源租值的上升看。租值上升帶來的資源價值上升就是財富累積了。
搞思想不是爭取常勝
財富累積的分析，從利息理論的通道發展很難走，從資源租值變動的通道推進順利得多。不幸，後者可能遇上租值分配的問題，正如今天中國遇到的。這問題牽涉到價值觀，難有科學答案。
不容易達到自己今天的經濟增長觀。從《佃農理論》到《中國的經濟制度》的四十年，我走的路沒有變。基本上是史密斯與馬歇爾的傳統，修改了好些地方，加進了他們沒有考慮的局限變化，但通道是他們打開的。費了不少心力，一點一滴地改進，走了很遠，但還是那條路。今天得到張軍的提點，發覺自己站着的位置與行內盛行的「增長決定學」有那麼大的分離，不知何解，也有無限的感慨。
高斯曾經說，無論一個理論怎樣了得，總有一天會被認為是錯，或會被較佳的理論替代了。這看法不是高斯獨有—科學思想史滿是這樣的觀點。搞思想不是爭取永遠地對，而是爭取有深度的啟發力，然後望上蒼保佑，寫下來的可以經得起一段漫長時日的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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